夏佑至 | 颠覆式创新与“漫长的革命”

互联网时代听惯了摩尔定律、破坏性——乃至颠覆式——创新，对技术发展速度的感知是指数式的。处在媒介革命潮头的人看历史，觉得媒介革命比比皆是，古人却不自知。以古登堡印刷术为例，字冲和字钉代替鹅毛笔，印刷油墨代替墨水，纸代替羊皮，借助机械之力而非人力复制文本，这些技术革新固然可称便利，尤其是在复制畅销书时十分有用，但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臭烘烘的印刷工坊竟是后世所谓“颠覆式创新”的最前沿。如果一定说有“印刷革命”，也许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谓“漫长的革命”，才能概括这场革命的形态和后果。

薄伽丘《十日谈》，1418—1424年意大利手抄本，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数字摹本，第四卷扉页，绘有城市广场上的骑马者、红色大写I

大学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

从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到12世纪大学出现，其间七百多年，欧洲保存和生产书籍的机构主要限于教会和修道院。有了大学特别是世俗教育，欧洲文化生活的中心才发生转移。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因之成为生意，出现了抄书工坊和图书馆，遍布欧洲各地的书商形成贸易网络，图书得以流通其间。这门生意一开始仅限于服务大学的教学活动。从13和14世纪的文献中可知，抄书工匠、书商和出版商都按照当时惯例，组织了行会，这些行会通常附属于大学机构，受到大学保护的同时也受其管制。对大学来说，为审查图书内容并减少抄写复制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错讹，有必要建立一个以大学出版商为中心的书籍生产和流通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控制书籍母本的数量（一个时期之内，所有人只允许复制同一个母本），或将母本拆分成多卷（供多人同时抄写），减少沿相抄袭的弊病，提高复制效率。抄本的价格也要受大学管制。这个手抄本生产和流通系统行之有效地运行到15世纪后期。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教育和学术写作主要使用拉丁语。在大学之外，还有一个以俗语为书写语言的书籍生产网络，作者主要是用俗语（口语方言）创作的游吟诗人。传统上，游吟诗人通过为没有阅读能力的听众朗诵自己的作品获得报酬，但随着有阅读能力的人增加，听众开始向读者转化。到14世纪初，文本写作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开始分离。作者可以保留作品的母本，而将第一个复本推销给贵族资助人。这个时代的俗语作品，不管是和《十日谈》一样以消遣娱乐为目的，还是以道德说教为主，内容都需满足愿意为冠名付费的贵族阶层品味。当资助人的姓名出现在一本书的献词中，作者对作品的控制也就到此为止。和版权相关的概念和法律是没有的。书商或抄书工匠制作和售卖复本，作者不能从中获利，除非他是自己作品的出版商——《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就雇了人抄写并销售自己的作品。

当时，制作手抄本书籍的工艺流程已经高度分工并且专业化。有专门的工人加工羊皮，制成羊皮纸，抄写文字和制作插图的各有其人，章节标题和首字母装饰都已变成独立的流程，书籍装帧也有专门工坊负责。制作手抄本的工序环环相扣，前道工序的工匠在书中留下信息，指定需要装饰的字母和插图内容，进行后道工序的工匠无需读书，而是根据同行预留的指示工作。有些特定用途的书籍，如当时欧洲家庭日常要用到的时祷书，因为大量生产，生产工艺和流程更为标准化。插图是这类书籍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且绘图限制多、耗费工时也多，因此对能够忠实复制模板的工艺或器械的需求最为强烈，版画因此应时而生（连带又催生了19世纪的摄影技术）。但对印刷器械和工艺的需求，在15世纪初还不明显，相反，手抄本文化正处在其巅峰时期。

摇篮本《世界论》，托名伪狄奥尼索斯，1477年威尼斯印刷 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藏

“印刷革命”是“尚未被公认的革命”

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以天启式的写作风格倡说15世纪有一个“传播革命/印刷革命”，但1450年之前，欧洲根本无人预见到革命来临。麦克卢汉的弟子门人、拥趸和批评者受他影响，努力按照主流学术范式的要求，用实证方法研究古登堡印刷术的历史，出版了几本著作，渐渐把“印刷革命”的说法落到实处——但革命的意思已经打了不少折扣。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中直白地说，这还是“尚未被公认的革命”。

20世纪的人想象革命，都以法国大革命为母本，长期危机一朝爆发，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留下深刻断裂。但雷蒙德·威廉斯笔下“漫长的革命”，指18世纪晚期以来英国的社会变迁，则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导权的交易而非颠覆为特征。我们也可以此视角来看印刷革命。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亨利-让·马丁从现存早期印刷书籍的数量出发，推算出古登堡印刷术发明后的第一个五十年里，欧洲各地用此技术印刷的书籍超过2000万册。这个数字极为惊人，因为“印刷术传播广泛的国家人口数量肯定不及百万，而且在这些人口中，识字的人又属于少数”。这些印刷于公元1500年以前、通常称作“摇篮本”的书籍，很好地利用了手抄本书籍的生产和流通网络。与教会关系紧密的大学，仍然主导着“摇篮本”时代的书籍类型和销售渠道。

现存“摇篮本”书籍中，将近八成是拉丁语书籍，德语和法语书籍各占5%左右，弗拉芒语书籍仅稍多于1%。就内容而言，宗教作品占45%，带有文学色彩的作品（包括古典时期、中世纪和当代作品）超过30%，法律和带有科学色彩的书籍各占10%左右——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和科学还未产生，很多书籍难以分类，只好笼统描述为带有文学或科学色彩，前者大抵以消遣娱乐的内容为主，尽管其中也必然包含有道德教养的目标，后者则服务于一个人数不大的专业人群。换句话说，在古登堡印刷机出现之后的五十年里，所谓“印刷革命”“媒介革命”，充其量也只是温水煮青蛙的增量革命。

其中宗教作品之所以占比最高，并非出版商道德偏好使然，而是这类作品最有利可图。像宗教仪式和普通人每天祈祷中都必须使用的“时祷书”，“从手抄本时代起，就是批量复制和加插图的对象，15世纪起，它也需要大量的印刷机专门印刷才能满足需求，到16世纪更是如此”。

除了宗教印刷品，印刷术的确也在欧洲范围内推广了意大利兴起的人文主义风气。古登堡印刷术诞生的那个世纪里，欧洲处处都出现了对古代的东西和拉丁语的兴趣。各地人文主义者在不放弃传统研究的前提下，形成了拉丁文化爱好者的小圈子。他们推动建立印刷工坊的目的是为了印刷和传播古代作家的作品——先是拉丁文，然后是希腊文。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是最好会三种古代语言，除了拉丁文、希腊文，还要有希伯来文。对欧洲文化源头的好奇心，推动了这些人对古代作家、文本和书面语言的研究，与之同时——某种程度上与之相对，越来越多地方语言通过印刷变成了有固定拼写方式和语法形态的印刷语言。通过翻译《圣经》，马丁·路德将高地德语从方言变成了民族文学语言。遵循着差不多的路径，大约一百年后，英国出版了《钦定本圣经》，现代英语因此得以定型。

经过大约四个半世纪，印刷术才成为现代生活的核心技术

人文主义者对古代世界的好奇心，最终淹没在了民族主义者对明日欧洲的热望中。随着宗教和非宗教的俗语印刷品越来越多，到17世纪，拉丁语开始被遗忘，欧洲各地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民族文学。加上政治和宗教审查，12世纪以来那个统一的拉丁语书籍市场，终于被区域性的俗语书籍市场所取代。欧洲各国间终于“开始有了真正的隔膜”。从后世看，这才是漫长革命中出现的第一个真正断裂，时间约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之后七十到一百年间。

便宜的机印书导致公共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同时兴起，手抄本到1550年已经少人问津。爱森斯坦说，20世纪的人对手抄本的态度，大抵是通过博物馆塑造出来的，他们对手抄本的崇拜，与历史上人们对手抄本漫不经心的态度形成强烈反差。正是抱着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16世纪的人扔掉了许多手抄书和古版书。到了17世纪，尽管收藏善本书已经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但牛津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还是毫不心疼地卖掉了首版的对开本莎士比亚著作，只是为了给新印出的第三版腾出位置。

从新技术中获利最多的当属印刷商，其中很多人本来是制纸商，因为行业便利，自然涉足印刷业务，其中一些人尔后又成了出版商——不但出版书籍，也出版报纸和杂志，后者才是机器印刷时代主要的阅读对象。到19世纪末，蒸汽动力、机械印刷和摄影术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了报纸。根据雷蒙德·威廉斯提供的数据，在1800年的英国，日报读者在人口中的比例只有1%，一百年后，每三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每天读报。一战结束不久，报纸读者人数超过了英国人口总数。二战后，报纸周末版读者数量达到英国总人口的两倍。很多人都不满足只读一份报纸。在1960年代（电视时代早期）的英国，每千人拥有日报609份，全世界首屈一指。

换句话说，从1450年代古登堡印刷术出现，到以蒸汽为动力的滚筒印刷技术在19世纪末面世，经过大约四个半世纪，印刷术才成为现代生活的核心技术。漫长的革命中积累起来的变化，以及变化中储藏的动能，开始重构人对现实和历史的感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报业进入竞争扩张时期，并购层出不穷。大多数报纸出版人同时是印刷商，或来自印刷商家族。直到20世纪中期，《纽约时报》的主要利润仍是该报在加拿大拥有的造纸厂，而业主的子女，也通常是从那家印刷厂开始熟悉家族生意的。